沉默的农民--2003级环工一班本科生向慧玲对鄂西村庄的调查报告
发布日期：2006年03月10日 阅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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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贫中国行 —— 走进千村万户，大学生寒假回乡公益调查 沉 默 的 农 民 —— 对鄂西村庄的调查（班级：湖南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环境工程一班；姓名：向慧玲；学号：20030310122） (该调查报告发到我的邮箱内，我是一口气读完的。很感人。也为我们的学生能够独立思考和关注这样一些国家的大事而高兴和骄傲。关心农民，关心弱者，实际上就是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强盛 ---- 院长） 沉默的农民 —— 对鄂西村庄的调查 今天的农民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生活得最好的农民，有田种，有饭吃，有衣穿，有电灯电视电话、有太多前所未有的东西。然而，也是他们，有着很多不为一般人所知的辛酸和苦楚，他们把这些都咽在了肚子里，用那被压弯了的脊背默默的承受着。九亿多的中国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部分，发出的声音却是微弱的。而在经济迅速发展，农业越来越不景气的今天是越来越微弱。是他们，构成了中国沉默的大多数。 我家住湖北省西部的恩施州巴东县，西边紧靠重庆，位于大山中间，主要的交通方式为水路和公路。我家所在的土店子村人口为651人，2005年人均纯收入为1693元，主要农作物为玉米，有一条能通车的乡村公路，距离县城有30公里，是山区的穷村，有着山区农村的典型特征。 生活在这里的农民，正面临着乡村社会的转型，新的农村格局的形成，市场经济、物质世界向他们冲来，对于被越来越拉大的城乡差距，对于贫穷的无法改变，他们无奈而且麻木。 沉默——在混乱的村治下 在我们村，村庄的治理是糊涂的。 巴东县自2003年就已经开始退耕还林，在2003年退掉100亩的情况下，去年我们村又退了370亩，为前年耕地的一半。政策上规定，农民在将耕地改为林地的前八年，政府给农民每亩230元的补贴。在这种形势下，据了解，村里自1990年建成的约100亩的林场地于去年年底被全部砍伐，长了近十年的杉柏松被全部放倒，取而代之的是杉柏松的幼苗。为何这样做？这是村干部们的主意，重新被打理过后的林场无疑是冲着补贴而来。农民将砍后的树木搬回家做柴烧，他们也好奇，但是却不知道。那些钱到哪里去？ 同样，在去年年底的退耕还林中，农民虚报假报，村里及林站工作人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林站、村干部、农民彼此达成默契。政策到了地方怎么就变了样？ 因为所在县在长江中上游地区，地势较陡，政府拨款到县里治理水土流失。实际情况是这样：县里划分治理区（村镇竞标），村里划分治理组（农民不知道），专家们坐车到干部家，就近视察了一下地形，于是最终被治理的几组恰是村里最平坦，最不需要治理的地方。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对农户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我来到四组最穷的农户家中。这家有5口人，户主和妻子都是文盲，且户主患有严重的眼疾，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两个孩子，大孩子小学毕业就到镇上做零工，一月一百来元，自己不够用，偶尔还得补贴家用，小女儿两岁多，明亮的眸子里却是迷茫的将来，父亲说最多供她读完小学。“我也想让她读书，但是哪来的钱？”我仔细算了一下他们的经济帐，年收入不到1000元，其中一半还是退耕还林补贴，农药、化肥、教育费、医药费、油盐酱醋米，欠帐是必然的，现在却是连帐也不会有，谁借给他们呢？但是令人吃惊的是：近八年来，村里那么多低保、救济、减免弄错了都没有一次落到他们头上。然而，组里条件比他好得多的人却年年有低保。为什么呢？村干部给谁帮助，那是被帮助的人有帮助村干部的能力。“我俩关系好，下次选举你要帮我拉票；房子漏雨，你得帮我拾掇！” 当我问到农户对现在生活满意的地方有哪些时，很多人都说到国家政策好；但我问到不满意的地方时，却又有几乎同样多的人说政策执行的不好。 据不完全统计，在2005年一年的时间里：农民的税是全免了；退耕还林对农民来说是福音；财政拨款修水库、治理水土流失；帮助农民打沼气池（提供水泥和一套灶具）；扶贫款增多，同时为村里提供20头优质母猪并负责子猪的销售；低保人数增加等。农民从这么多的政策中确实得到了不少好处，可是我们看到很多政策到农民那里时已是面目全非。各级干部们在其中“功不可没”。 这样的村庄治理状况，所谓的民主、自治到底要怎样衡量？干部是农民自己选出来的，是代表自己来治理村庄的，但是事实上远不是如此。村里的选举每三年一次，选举风波是一次比一次大。2005年年底新选出来的领导班子中村长小学三年级毕业，支书和文书都是小学毕业。减免税收后，政策一再要求村干部成员减少，但是到如今仍是三个人，始终是减不下来。上任的支书在竞选村长的过程中一直活动选票，本来有意于村长支书一肩挑，但是现任支书因为兄弟在镇里任职，尽管自己在18名党员中只有三票，却以对方知识水平太低，恁是把对方给挤了下来。 老百姓是这样说的：“选来选去总是那些人，他们上有后台，下有那些有势力的人拉选票。（这些人都是干部们一直讨好和许诺好处的）”“选谁都差不多，都一样贪，至多是程度问题。”另一方面，因为没有切实的利益以及利益损失，他们对选举的热情不高；加之百姓自己水平不高，难得对选举有比较明智和理性的判断，他们也受到一些人的控制和操纵。 所以选举这个充分体现百姓权利的机会，竟变成了有权有势的人利用各种手段来进行的权利的角逐。 这样选出来的干部能代表谁呢？ 很多干部瞅着的是财政工资（相对于种地要容易的多）和利用自己的权利来为自己谋得的各种好处；有势的村民看着的是自己的最大利益；普通村民是失望和本本分分种好自己的田。每个人都瞧着自己面前的那块饼，却没有一种方式将大家都联系起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于是就出现了失去控制的腐败，出现了村治的机械和混乱。 而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在干部充当村治的主导者和坏人角色的乡村社会中，是谁在不自觉的总是处于被动的角色，是谁的声音我们听不见？ 沉默——争取权利的无奈 农民选出来的干部不代表自己，代表大会很大程度上变成一种形式；村里的财务是有选择性的公开，很多决策也不是百姓拿的；公共设施的建设是难以完成的；普通百姓总是被一些有钱，有关系和有文化的少数人所左右和掩盖。为何农民不懂得维护自己的权利？ 当然不是不懂得，主要是农民在目前的处境下形成了应对生存压力的智慧。农民目前的处境是温饱过一点，稍有天灾人祸就可能落到温饱线以下。在这种方式下，所有的风险都要避免，所有的开支都要节约，尽力争取可能多的收获，不然就冒着有可能连简单再生产都不能维持的风险。而再组织中强行出头与外界抗衡，有可能招致外界报复，有风险大而且无法精确评估，又有个人无法控制的特点，这样农民当然会极力避免。因此，这里不是农民不懂得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知道争取这些合法权益需要付出过大的机会成本。 另一方面，村民个人力量的微弱和群体力量的难以形成是很大原因。在市场经济和现代传媒、自由流动等因素造成的村庄共同体（宗族组织和人民公社）已经解体，村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漠。马克思把农民比做一袋马铃薯，《黄河边的中国》的作者曹锦清说中国的农民善分不善合，这些都充分揭示了如今农民之间合作能力不强的现状，这样就不能起到弥补行政缺陷的作用。 当然，最主要和根本的原因还是农民知识水平的限制，受教育的程度与贫穷程度有互为因果的关系。贫穷的农民是保守的，是经不起任何风险的，在知识和经济上都贫穷的农民不可能拿起现代武器——法律，也不能生发出对付权势的最好策略。 这是农民的困境，是在社会的大背景下一种对自身命运的无奈和沉默。 沉默——现实境遇的无法改变 衣食无忧是农民对当今生活最满意的地方，随着时间的前进，百姓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吃穿不愁了，电灯有保障了，电话装了，电视也买了，税免了，政策是越来越好了。然而，他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却下降了。在无忧的背后，是农民比大集体时代，比80年代以来的土地承包到90年代初更为麻木的眼神。 人生活的幸福感来自于与周遭环境的和谐以及某种优越感。然而如今物质世界向普通百姓越来越强烈的冲击使他们感到自己生活与城里的差距，而伴随着这种差距的农民对现实生活越来越强烈的无力感。怎样去改变呢？ 教育应当是首选。“再苦不能哭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写在村里大大小小房屋上的标语是怎样饯行的呢？据了解，目前在村里，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受教育程度比不上六七十年代的人（不包括教育质量的衡量）。村一组里，留七十年代的人更多的完成了初中教育，其中高中生、中专生也相对较多。 尽管九年义务教育在前些年轰轰烈烈的进行，然而失学儿童是越来越多，读不起书和读书无用论起了作用。 在我的问卷调查中，农户支出中最大支出是教育，对于有孩子上学的家庭，平均占了2/3。前些年，昂贵的学费吓退了许多家长和孩子，而如今学费减了，孩子仍然读不起书。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中匆匆达标的小学因为村民的流动，学生的外流办学越来越困难。现在村小学只办一年级到四年级。高年级的学生就得在外村的学校寄读。 而对于寄读生，费用就不一般了。我们村孩子都是到位于县城的镇一中读书，每星期35元的伙食费（包括来回8元的车费），一月120元，每年至少需要一千元；到县城了，与城里的孩子在一起，穿的太破孩子不乐意，衣服、鞋这里里外外每年至少要五百元；升学的巨大压力下，初中学生的学习资料都是成套成套的买，加之普通的学习用品，这一年至少也要花五百元；学费以及校服等费用学校每年还要收一千元。这样下来，一个初中生一年至少需要三千元。 相对于教育费用，农民的收入是这样的。粮食作物为零，粮食卖不出价钱，换米换酒剩下来的，喂猪都不够；少数农民也会种一些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变成钱却需要将这些东西卖到30公里外的县城（很大的一段路都需要背），因缺乏技术和对市场行情的了解，是否卖得出去还要看气候和运气；畜牧业主要是传统养猪，但现在随着猪仔和饲料价格的上涨以及粮食的不够用，一年一头猪（不包括劳动成本）最多能赚上两百元。村里统计，2005村民的人均纯收入为1693元。这样算来，对于大多数农村家庭有两个子女的情况，有多少人能读上书？ 调查中，很多人都认为，若是孩子成绩好（这里是指能考取县一中），他们一定会不遗余力的供给孩子。但是高中的教育资源是有限的，县里的高中只有四所，有较高升学率的只有县一中。相对于五六千的初中毕业生，五百人的录取机会太少了。而这五百人中还只有三百五十个公费，自费、捐资动辄几千几万，那是城里孩子的专利。在农村教育条件缺乏，对教育普遍不够重视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有多少能读好书？即使小学成绩不错，而一旦把这群孩子放到与城里孩子同样的环境中时，他们又有多少胜出的机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家长们认为，孩子在学校里多待两年也不过是混日子，花自己挣来的血汗钱，还不如早点出去打工。土店子村自1995年以来，至少有2/3的孩子没有完成义务教育，而他们却几乎每人都有一个初中毕业证，这在当地初中办一个容易得很。 当在土地上种不出钱的时候，农村的绝大多数的年轻人，半数的中年人，纷纷涌向全国各个城市的角落，其中有大量十五六岁的孩子拿着伪造的毕业证。没有技术、没有知识、没有多少经验的打工者们将面对着什么呢？ 过年时我与儿时的伙伴聊天，她今年十九岁，三年前她初三上学期，跟随亲戚到北京打工。她是在一家餐馆做服务生，每天十三小时的班只有四百元的工资，还不提供住宿。后来因工作失误烫坏了一顾客的衣服，赔了八百元，年底回到家中，认为多读书还是重要，于是家庭条件在当地尚好的她又来到宜昌一电脑学校读书，仅学费一年下来为六千元。一年不到，她随同学一道被学校送到广州一台资工厂上班。工厂管吃住，每月五百元的基本工资，一天十二小时的流水线工作，若工作时间不到月底整体扣工资。她说，主要是赚点加班费，三元钱一小时，加班时间随厂里的工作任务走。从五月份去广州到当年腊月（次年十二月）回家，一共挣了五千元，但买了两台手机（一台被偷）花了两千元，得感冒去了几次医院，每次两百多元（她说医药费贵死人），在工厂附近的一电脑学校报名花了八百元，但基本没有去过，工作完了就只想倒头大睡了，剩下的钱买了点衣服，给家人买了点礼物。 这是一个具体但非特别的例子，打工者们面临着恶劣的工作环境，高强度的劳动，低待遇，高风险。这些飞出去的鸟儿注定飞不起，注定要回到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生儿育女，周而复始。 无论是读书，还是打工，对现实生活的改变总是以失败而告终。 把目光聚焦于飞出穷乡僻壤的他们，加之土地投资所带来的低效益，农民对现有生活越来越不认同。村庄在散架，舆论力量变的几近于无。很多老人都丢在家中没人管，孤苦伶仃。邻里之间吵架的现象时有发生。人与人之间越来越不信任。农村，正以它的一盘散沙和浑身的疹子困绕着农民。 当然，农民的生活在不断的改善，只是这些问题是我一直看见的。虽然农村现有境状的改变缓慢而且困难重重，但我们却在期待着，九亿多的农民翘首等待着。 参考文献： 贺雪峰著，《新乡土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曹锦清著，《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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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6-03-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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